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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曹丹
“我现在脚下就是南宋皇城城墙遗址，再向下叠压着的是吴越王宫。南宋皇城遗址的系统性考古发掘工作即将展开，这也是中国都城考古史上的重大课题之一。”站在浙江杭州凤凰山脚下，浙江省博物馆吴越国历史文化研究展示中心副主任魏祝挺如是说。
近日，由杭州市园林文物局主办，杭州市文物遗产与历史建筑保护中心承办的“一日穿越吴越太平年”杭州文物寻踪City Walk活动在杭州举行。寻踪团从吴越王宫遗址出发，依次探访了钱镠时期的圣果寺、排衙石、吴越郊坛，以及钱俶时期的天龙寺造像。
2月5日，魏祝挺(左一)向寻踪团介绍吴越国遗迹。曹丹 摄
一剑一券：权力正统的象征
将台山顶的排衙石遗址留存有钱镠的题诗刻石，尽管如今字迹已残缺不全，但“一剑定长鲸”“匡扶立正声”等句依然可辨，仍能窥见其雄姿。
诗中“一剑”，正是唐昭宗赐予钱镠的鎏金银竹节式七星龙凤铁剑，是其权力正统的重要象征。
钱镠早年智退黄巢而名震江淮，又连败刘汉宏、董昌等割据势力，于唐乾宁三年(公元896年)，获封镇海、镇东两军节度使，基本掌控两浙，吴越国雏形初现。
同年，唐昭宗将这柄堪比“尚方宝剑”的铁剑赐予钱镠，作为军政权力的信物。这柄铁剑被钱镠视作唐朝赋予的合法身份与无上荣耀，随身佩戴36年，最终伴其入葬。
晚唐诗人贯休居杭州灵隐寺时作《献钱尚父》，诗中“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名句，既赞颂钱镠以武定乱的功绩，也印证着钱镠对御赐宝剑的珍视早已广为流传。
公元897年，唐昭宗再赐钱镠“金书铁券”，其上铸有“卿恕九死，子孙三死”的铭文；次年，又封钱镠为“定乱安国功臣”。此后，吴越国内兴建功臣堂、功臣山、功臣塔等建筑，如今西湖畔钱王祠内的两座功臣堂，仍静静展示着钱镠在文治与武功上的卓越成就。
2月5日，寻踪团在排衙石留存的钱镠题诗刻石前驻足。曹丹 摄
“东南佛国”遗踪见吴越风情
吴越国三代钱王秉持佛法治心、以塔寺立境的理念，在西湖山水间广建伽蓝，奠定了西湖“东南佛国”的独特格局。雷峰塔、保俶塔、六和塔均始建于这一时期，吴越佛教遗存也成为西湖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寻踪团沿凤凰山拾级而上，抵达圣果寺遗址。这座由钱镠主持重建的寺院，是吴越国最高等级的皇家寺院之一。
魏祝挺介绍，千年前站在圣果寺东望，吴越王宫与城南宝塔尽收眼底。他进一步解释道，当时从钱塘江驶入杭州的船只，第一眼望见的便是城南、城北双塔护卫杭州子城、背倚凤凰山的壮阔景象，“这一‘双塔凌云’的景观，在中国历代都城中可谓独一无二”。
玉皇山南麓的天龙寺造像，则藏着吴越人的生活风情。
天龙寺由钱俶主持修建，虽元、明、清屡毁屡建，但建寺之初的三处造像仍保存较好。其中一尊阿弥陀佛的背光上，饰有精美的牡丹花纹，尽显吴越人对牡丹的偏爱。
“吴越国移植和培育牡丹的技艺闻名天下，牡丹堪称吴越国的‘国花’。”魏祝挺举例说，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曾作《吉祥寺赏牡丹》，足见牡丹在宋代杭州依旧盛行。
斡旋东亚的“太平”实践
沿玉皇山南麓前行，便抵达公元921年钱镠所建的吴越郊坛遗址。
吴越郊坛曾是吴越祭祀遗址。该遗址面积广阔，坛体平台共有三层。其中有一方摩崖题刻，内容为：“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十一月壬午朔一日，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镠建置。”
2月5日，吴越郊坛遗存的吴越国王钱镠的摩崖题刻。曹丹 摄
这是钱镠于后梁龙德元年(公元921年)十一月初一亲笔所书，也是他获后梁册封“吴越国王”后，举行祭祀大典的历史见证。
从“吴越王”到“吴越国王”，一字之差，却是身份的跃升。获封“吴越国王”后，钱镠得以设置丞相百官、开展独立外交，吴越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也随之提升。《三国遗事》中记载，钱镠曾致书斡旋后百济和高丽两国的矛盾，为维护东亚和平局面作出了努力。
此外，依托发达的航海技术，吴越国还与日本、朝鲜半岛诸国保持密切交往，《日本纪略》《本朝文粹》中均有吴越遣使日本的记载。彼时，吴越客商常携带香药、织物、孔雀、羚羊等东渡日本，日本大宰府则以砂金、水银、锡、绵等物资交易。这场跨越海域的贸易，不仅推动了物资互通，更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与文化交流。
晚唐乱世，群雄逐鹿、人心浮动，动荡的时局中，忠奸难辨、是非难分。但千年之后，世人漫步于杭城的吴越古迹，从石刻、造像和遗址中，仍能窥见吴越统治者在时代变局中，深藏的焦虑、坚守的信念，以及为守护一方太平作出的抉择。
如今，叠压在南宋皇城之下的吴越王宫遗址，即将随考古工作的展开逐渐显露真容。这不仅将揭开一座宫殿的奥秘，更是一把通往吴越国历史深处的钥匙，承载着千年来世人对“太平年”最真切的探寻与期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