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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时代如何托举学生的元认知能力

　　专家学者认为大学教育范式必须改写

　　当人类引以为傲的知识体系在AI时代可以被压缩进一台小小的电脑，当AI几乎已经“无所不知”，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大学存在的意义？近日，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的“AI与大学未来”对话中，来自学界和产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AI对大学本科教育的冲击、AI驱动的高校教育范式改革等展开激烈探讨，共同探寻AI时代大学教育的破局之路。

　　AI会替代大学毕业生的初级岗位吗

　　在复旦大学蔡冠深报告厅，复旦大学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教授王晓阳在完全断网状态下敲了几下回车，他笔记本电脑上运行的AI大模型迅速而精准地从量子力学的角度，阐释了为什么“水不会渗出杯子”。除了量子力学，它对计算科学等相关问题的回答，也几近完美。

　　从答案来看，本地化AI的能力，似乎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普通本科生的水平。他也由此提问：如果大学教育的目的仅仅是掌握标准方法、解决典型问题，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给这台电脑发一张毕业证书？

　　“如果把今天的教育体系比作一条工业流水线，那我们可能正在批量生产‘深而窄’的专家。”香港大学教授、前亚马逊中国实验室主任张峥坦言，沿袭自工业革命的教育范式，旨在通过标准化训练追求生产效率。然而，AI的出现让这种“效率”变得毫无意义——AI比任何人类专家都更“广谱”，且进化速度惊人。

　　不可否认，传统意义上大学毕业生赖以起步的初级岗位，正面临AI替代。在律所，AI写的文书比大部分实习生写得好；在生物医药领域，AI已将药物研发速度提升到过去的2至3倍，成本降低了50%至70%。

　　“过去两三年间，不少国外的顶尖大学已把对AI教学与学术规范的制定作为重要的制度建设，并及时予以调整、完善。我们的高校也需就AI对大学教育制度、学习及训练模式有根本性的思考与设计，而不是小修小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力奋正是这场对话活动的发起者，他直言，正视AI、面对AI、思考如何回应它，是每所大学必须面对的事情。

　　从“知识型”向“认知型”跃迁“

　　大学必须完成从‘知识型’向‘认知型’的跃迁，教育范式必须被根本性改写。”王晓阳将未来的学生比作建筑师，而非搬砖工。过去，学生需要自己搬运每一块知识的砖头来构建大厦；而在AI时代，底层知识的堆砌可以“外包”给AI，学生的核心能力在于设计图纸——即构建比AI更宏伟的“世界模型”。

　　可以说，当AI将知识获取成本大幅降低之时，大学的价值不再是“填装知识”，而是点亮学生作为人的元认知能力，即驾驭AI的能力，深入思考和提问的能力，感知世界、理解他人、在场互动的能力。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邓建国认为，AI擅长处理易于编码的显性知识，而大学应致力于培养AI难以替代的三类知识：元知识(判断何时何地使用何种知识的智慧)、默会知识(无法编码的经验与直觉)以及活性知识(在使用中习得的知识)。

　　“如果没有大学这样的场域，每个人都只能在昏暗的卧室里独自面对屏幕学习。”邓建国强调，大学作为具身传播和社会化互动的场所，其价值在于培养人的共情能力、叙事能力以及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这正是碳基生命面对硅基智能的最后防线。

　　他指出，大学不应只是知识的传输站。在这里，默会知识通过人与人的眼神交流、肢体语言和共同生活被传递——这是任何大模型都无法编码的。

　　“如果AI能处理一切逻辑与数据，人类还剩下什么？”前《经济学人》中文网主编吴晨尝试自问自答，他援引科幻电影《她》中的经典桥段：当男主角以为自己是AI唯一的爱人时，AI却坦承它同时在与成千上万的人“恋爱”。

　　“AI可以模拟爱，但它没有排他性，没有肉身，也没有真正的直觉与痛苦。”吴晨说。

　　这也直接引出了大学在AI时代存在的终极理由。“AI是大脑，但它没有身体。”邓建国指出，在算法编织的数字网络中，人们越是沉浸于虚拟世界，越渴望线下的“相互看见”。在这种“看见”中，会迸发出无数的新可能性。

　　正如参与此次对话活动的一位大学生所言，大学不应该变成高等职业技术培训所，而是需要成为一种托举。这种托举能让我们把AI作为利器使用，而不是让AI成为洪水猛兽。这或许才是AI时代大学存在的真正意义。

　　来源：文汇报 作者：李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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