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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小马桶推进大民生工程，生动诠释人民城市理念
一平方米的尊严
追寻的不只是这座城市民生保障地平线的提升，更是一个个具体的人需求被看见的过程
今年5月底，程金鑫第一次看到崭新的抽水马桶立在屋里，马桶底下的密封胶还没干透。
他伸手摸一摸，指尖感到一点湿。还得再等等，他想，万一马桶漏水就白装了。那几天，每天早上出门前他都要专门去看它一眼。
程金鑫的家在黄浦区贵州路，一条藏在南京路步行街“背后”的小街，一头通向苏州河，一头穿过南京东路。某种程度上，它是上海城市的“里子”——在霓虹闪烁的另一面，是七拐八弯的旧式里弄、陡得近乎垂直的木楼梯，和那些仍在清晨拎着马桶走向倒粪站的人。
76岁的程金鑫，是今年上海最后一批告别手拎马桶的居民之一。
据《解放日报》记载，1993年的上海仍有80万只手拎马桶。如今，这个数字降到了两位数。
当大部分人已不再为如厕发愁，我们仍想追寻这段30多年的历程——
一只只马桶，如何成为问题的容器，推动一座城市在探索治理的过程中，看见和关怀每一个具体的人。
一
贵州路永平安里一间商铺的2楼，是程金鑫的家。14平方米的空间，一张大床、一张折叠床、两个衣柜、一张小桌紧紧挨着彼此。
自1949年出生起，程金鑫便和父母生活在这里。
每天凌晨4点，睡眼惺忪的他都会听到喊声“倒马桶嘞——”，40多岁的粪工拉着大板车，绕过当时上海的第一高楼国际饭店走进里弄，街坊赶紧把马桶提到楼下。有人在凌晨两三点钟就把马桶备好，生怕错过就得再等一天。
空马桶在天亮后被取回，邻居们再用长长的竹筅“嗦嗦嗦嗦”地荡清爽。
这番日复一日的街景，藏着一部社会变迁史。
新中国成立时，上海人均居住面积3.9平方米。20世纪50年代，上海的人口数量激增，繁华之下是泾渭分明的居住环境。
按照上海市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原院长陈洋的说法，“全上海也就一千套”的花园洋房、高级公寓里住着侨民、富商和精英，户内独用抽水马桶，还配备洗手池、浴缸和淋浴，俗称“四件套”。一些小康家庭居住在“新式里弄”，楼栋里常合用卫生设施。大量普通上海人，栖身在“旧式里弄”“简屋”和“棚户区”里。
在南京东路背后的贵州路、宁波路一带，大量石库门建筑属于旧式里弄。这些住宅在设计之初就没有卫生间的位置。彼时抽水马桶尚未进入普通人家庭。按旧时社会观念，“在家里弄个厕所，那怎么行，都臭死了。”陈洋说，那时，女子的嫁妆里就有马桶。
资料显示，1958年上海总人口数为750.8万，其中713.26万人的住所没有抽水马桶。
当时印发的《上海市粪便处理手册》中描述，市卫生局下设“粪便管理所”，统筹28处粪码头与23个清洁管理段。每个大弄堂里建了化粪池，出现了居民手拎马桶的景象。
二
人们在一只马桶的日常里，维持着生活的体面与尊严。
程家换过三只木马桶。随着厚重的木桶逐渐淘汰，更多人用上了搪瓷、塑料马桶。搪瓷桶的底部容易开裂、生锈。中学时，程金鑫和父亲特地走了两条街，到山海关路挑选了更厚、更贵的塑料马桶，一用便是10年。
马桶升级了，不变的是倒马桶的日常。
清晨，倒马桶的人多，得排队，讲究先来后到；最麻烦的是雨天，倒马桶刷马桶还得撑把伞。
程金鑫记得，当年弄堂里的许多人在外做工，为了省些钱，便把没用的油漆桶拿回家当作马桶。做工的人们清晨急着出门挣钱，回家后才会去倒马桶。风一吹，油漆桶常散出犹如啤酒发酵的臭味。
1969年，程金鑫去贵州上山下乡，待到1987年，调回了上海。
彼时的上海依然有百万只手拎马桶。1986年《解放日报》的一篇报道揭示：“市区内超过六成的家庭没有卫生设备。”
程金鑫结婚后，父亲过世，他和妻子、母亲一起生活。家里装不下帘子，家人们用马桶时，他只得转过脑袋，后来干脆走到楼下和邻居聊上几句，有时自己憋急了，就跑去弄堂口的小便池解决。
别人嘲他不够活络——对面的第一食品和中百公司明明有抽水马桶。程金鑫摆摆手，“家里的马桶才是自己的。用别人的东西，总觉得害臊”。
1994年《解放日报》上一篇题为《“方便”问题》的市民来稿，道出更多人的辛酸。作者陈灵生“蜗居穷街老屋”，家中“大小卫生皆无”。他回忆，早年各家各户自备马桶，“有客来布帘子一挡，‘哗哗’的照‘方便’不误”。几十年过去，儿子已长得人高马大，唯独“方便”依旧。
最令他难堪的，是友人来访提出“用厕”的那一刻。最终只得在雨中匆匆送客。他在文中叹道：“那一刻，实在把我逼到了想挖条地道藏起来的窘境。”
三
在房地产科学研究院工作了17年的陈洋介绍，改革开放后，上海市委市政府一直关注民生改善，尤其在解决居住困难方面持续用力，启动了一轮轮的老旧住房更新改造工作。 下转 5版
(上接第1版)“消灭马桶”只是一个具体的切入点。陈洋说，其背后是“解决居住困难”的宏大命题。这是城市更新系统工程的一部分，也是一个典型“先易后难”的过程。
最先着手解决的是简屋和棚户。用陈洋的话说，这是民生改善的首要痛点。1992年，上海启动“365危棚简屋改造”，仅用4年便拆除180万平方米危棚简屋，完成了目标总量的近一半。
后来又出现了“贴扩建改造”。陈洋举例，“一栋6层的房子，每一层在北面扩出几平方米的空间做厨房、卫生间”。
“当时一年可以消灭掉几万只马桶。”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城市更新和房屋安全监督处具体负责人徐昌健说。
2017年，政策从“拆改留”转变为“留改拆并举，以保留保护为主”。
大拆大建的方法行不通了，但人们对生活的期待从未停止。
弄堂里，一些家里居住面积大的房东把房子租出去，在郊区为后代买了房。留在这里的，是程金鑫这一代，和那些熟悉的老人。
程金鑫也有过购买新房的想法。他目睹房价超过了手头的积蓄，又打消了念头。“这里住住蛮好的”，他安慰自己，街上的商铺什么都能买到。他给老屋装上空调，给缝隙变大的地板贴上胶布，每天用抹布把楼梯擦得干干净净。唯一的难处就是，“拎马桶有点不方便”。
一个独立的卫生间，成了更多人对于私密的追求。
那会儿还是24岁的街道社工陆顺凤去男友家里做客，那是一套新式旧里，几户合用一个卫生间。陆顺凤不敢喝水，砖木结构的老房子中，隔壁电视在放几频道她都听得清楚，何况是马桶冲水的声响。
她只觉得尴尬、完全没有隐私，却羞于告诉男友。直到结婚前，她第一次和对方商量，一定要装抽水马桶，哪怕人工加材料要花上2000多元。“烧不烧饭无所谓，上厕所对我太重要了。”
四
“原先很多改造项目受到规划指标等因素的严格限制，难以想象。”陈洋说，但是当城市更新遇到更深的阻力，便倒逼着城市管理者寻求突破。
黄浦区作为全市旧区改造任务最重、难度最大，同时也是挑战最大的中心城区，探索了“综合修缮改造、拔点抽户、托底保障”等方式攻克“拎马桶”难题。
陆顺凤见证了政策如何一点点优化。2009年，在她包干服务的片区，二级旧里正进行成片改造，每家户内加装马桶只需要自费130元。有低保户埋怨，我哪来的钱？陆顺凤很着急，“我们那会儿压根没有政策，错过太可惜了。”她代付了这笔钱。
2015年，陆顺凤当上了南京东路街道龙泉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片区年年都有重大的修缮项目。召开会议时，居民开始提出：“大修能不能给我们安装抽水马桶啊？”政府补贴后，一户人家自己支出的费用是110元左右。
一些老人仍然很执拗，万一装了马桶，没法轮到拆迁了怎么办？有老人拉着她的手说，儿子快结婚了，自己天天盼着这笔钱给他买郊区的大房子。
时间带来答案：最后两个街坊安装了600余只马桶后，2021年，片区同样等到了征收。
今年5月，陆顺凤目睹贵州路也开始了老旧房屋的改造。她得知，如今已经有了“抽户改造”的形式，也就是协议置换部分居民的屋子，让那些没有条件户内加装抽水马桶的人，在抽户腾出的空间内拥有卫生设施。一户对应一个隔间、一把钥匙。
“没想到政府会用这么多钱，就为了一只马桶的事。”陆顺凤很惊讶，抽户改造的成本远远高出户内加装。
陈洋说，原拆原建、协议置换等新模式的探索，都体现了旧改政策为平衡做出的调整。
政策不断优化，让“装了马桶无法轮到拆迁”的顾虑也渐渐被打消。徐昌健表示，先花钱把马桶装上，满足人们基本需求的底线，“哪怕几年后这里要拆迁，这笔钱也花得值得”。
五
徐昌健介绍，数年前，上海将此前分散在不同项目下的工作统合起来，命名为“拎马桶改造”，专门攻坚最后的1.4万户。这标志着上海的“马桶问题”进入收官阶段。
他说，除了常规的社区上报，上海还尝试了一条“不寻常的路”：通过监测全市几百个倒粪站的使用频率，反向排查哪些区域还有活跃的马桶用户。通过这种方式，在2023年13818户的基础上，又精准地找到了264户。
解决剩下的“少数”，考验着基层治理的细节。
今年临近春节，程金鑫听见一阵敲门声。“马上要开始装马桶了！在统计人数。”时任南京东路街道牛庄居民区党总支书记的于滨带着施工队站在门口。冷风飕飕，许多居民紧闭房门听不见响动，施工队只得打电话。电话那头的居民很惊讶，“我从来没用过抽水马桶，真可以装吗？”还有老人怀疑，“是不是骗子？”
按照于滨的说法，在宁波路，一个门洞里最多有16户人家，面积从2平方米到50平方米不等，形成了错综复杂的“七巧板”结构，由此设计与施工面临重重矛盾。
年后，施工队经理刘兵第一次去程金鑫家。程金鑫和爱人强调，抽水马桶一定得装在二楼卧室。可刘兵看了看，排布管道是个问题。街区存在大片老式民居，施工时要尽可能保护历史风貌建筑外观。程金鑫的房子在沿街，管道不能露在外面，走公共楼道又得重新更改房间布局，实在做不成。工程队只好先做别家。
程金鑫见着邻居家一个个完成了改造，越发焦急，每天早上出门碰到刘兵，他都想开口又觉得不好意思。直到4月中旬，一个邻居问他，“你这里还没好啊？这可不行！”程金鑫赶紧拉来刘兵叮嘱，下周一定要给自己家搞好。
这时刘兵发现，木楼梯下有一个斜角，囤着老人不舍得丢的杂物。“就把这改造成厕所，我们来想办法。这些东西我们来丢。”
施工方案改了三四次。每次刚挖好管道开始浇筑，程金鑫又会找到刘兵，面露难色地提出请求。
祖辈传下来的八仙桌，程金鑫不舍得扔，工人们把桌角锯掉十厘米才总算挪了出来；厕所与厨房要做隔断，普通的木门拉开就会挤到吃饭的桌子，要改成推移式的；程金鑫又忧心，儿子的身高有180厘米，上完厕所一站起来就会碰到顶上的楼梯，工程队只能尽力几厘米几厘米地挤空间。
起初，刘兵也觉得麻烦，时间一长，他懂得了程金鑫的“讲究”。夫妻俩时刻挂记着生病的儿子，想照顾他的需求。老人还总是把衣服理得笔挺，站在窗台边打理着宝石花、楠木树的盆景。
“矛盾是无法避免的。”于滨感慨，居民更在意的，是需求被看见的过程。午后只要施工，就有老人打来电话，“怎么没和我们商量？”午睡时段的施工暂停了，人们这才觉得，自己的问题被放在心上。
六
如今在整个上海，官方统计里仍保留着几十户由于房屋使用较少或个人习惯等原因放弃加装马桶的居民。徐昌健说，政府既要全力解决问题，也尊重每个人的生活节奏。“如果这几十户后续想装，我们也会立刻加装。”
只不过，人们等待的早已不止一只抽水马桶。
于滨12年前还是街道社工。在他回忆里，那时弄堂里还有许多刚退休的老人，精神矍铄。后来他去商品房小区做了居民区党组织书记，又兜兜转转回到原地。
“人们似乎比房子老得更快。”于滨感慨。这些年来，外地年轻人不断涌入，许多老人已经跟随子女迁往郊区新房，留下的人们往往更为脆弱。一位70多岁的老太太6次跑到居委会诉说：冬天她拎着痰盂下楼，在70度陡的窄木梯上手一抖，人摔了、桶翻了，脸面全没了。
于滨意识到，与那些年轻的小区不同，日益苍老的街区更需要被看见、被服务。“能给他们提供些什么”，马桶不过是漫长岁月中的一个阶段、一种需求。
正如陈洋所言，居住环境的改善是综合性的，“永远不仅只是一只马桶”。当最基本的如厕需求得到满足，人们对居住品质的期待自然向上生长——卫生间要有明窗，房间需要采光，从“有地方住”迈向“住得舒适、安全、有尊严”。这条改善之路，远比安装一只马桶漫长。
复旦大学教授熊易寒对此观察则更为系统：“科技创新看的是高线，要看有没有苹果、特斯拉这样的顶尖企业；经济发展看的是中线，是各类市场主体的平均水平；民生保障看的永远是底线——最弱势群体的生活品质到底如何。”在他眼中，“拎马桶”正是衡量社会发展的底线指标。上海不仅要追求科技创新的天际线，守护经济发展的生命线，更要不断提升民生保障的地平线。
不用倒马桶后，程金鑫一天的时间变长了。
贵州路地块很快将迎来综合修缮。每天早晨，他都会擦擦新装的马桶，再侍弄下花草。偶尔抬头望去，窗台框不下世茂广场的尖顶，国际饭店湮没在楼宇之中。
(解放日报 本报记者 王潇 冯蕊)